多數人都會對戰爭有反感。畢竟戰爭帶來的苦難是人所共知。即使未必能夠充分體會，總還是可以有些想像。

因為對戰爭有反感，所以多數人會傾向盡可能避免戰爭的發生。這當然是好事，和平的機會會因此而增加。

但是，會不會因為對戰爭有反感，影響人們傾向低估戰爭的可能性呢？因為不樂見，所以就預估不會發生。這會不會是一種“樂觀偏見”？一種偏向對事態做樂觀預期的偏誤。

中美之間、兩岸之間會不會爆發戰爭？這是近期大家共同關注的議題。但是，雖然關注，雖然有很多人討論（這暗示大家開始越發擔心會爆發戰爭），但有趣的是，多數人似乎都預期戰爭不會發生。智者如沈富雄、陳文茜等人似乎也都偏向這麼認為。

我承認自己是悲觀個性，容易做出帶有悲觀偏誤的推論。不過，關於上述的戰爭可能性，我還是打算繼續抱持我偏向悲觀的推論。

首先，我從世界人口壓力的角度出發，偏向認為戰爭的可能性高於一般人的預期。

很多人都持如下的推理邏輯：戰爭對誰都沒有好處。包括發動戰爭者。也許應該說是特別是對發動戰爭者而言。譬如說，中共政權有可能因為發動中美或兩岸戰爭而失去政權。所以他們不會發動戰爭。當然，美國也不會主動發動戰爭去打中國。他們也許會對北朝鮮動武，卻極不可能對中國動武。因為中國實在太龐大了。何況現在的中國已非吳下阿蒙。

還有人會補充一些相關的論點，譬如強調中共的高層領導（多數人）是很理性的。所以他們不會去發動戰爭。

上述的意見背後都隱藏著一種思維，就是相信人們會做出理性的抉擇與行動，至少高層的決策者是如此。

而我從人口學角度出發，其實隱含的意思就是：放棄從對人的理性決定的信賴出發來進行推論。

我這麼說，未必是直接否定人的理性，問題可能在更深一層：究竟什麼是理性？什麼樣的抉擇才真正符合理性？

譬如我們可以問：毛澤東發動文革，究竟是理性還是非理性？

我們甚至也可以問：共產主義運動是反映理性思潮，還是非理性思潮？

類似地，如果有人啟動了戰爭，這究竟是理性行動，還是非理性行動？

一個聽來荒謬的邏輯可能是：從減輕人口壓力的角度思考，發動戰爭合乎理性。

當然，我並不真持這樣的論點。只是，我傾向認為，人口壓力會以粗暴的形式碾壓理性抉擇的空間。

或許，應該再增加一個考慮面向：集體焦慮。集體焦慮很可能是許多戰爭爆發的主要源頭。

人口壓力本身會大幅增加集體焦慮。後者很可能是人口壓力會導致戰爭的主要中間機制。

我以為，近些年有許多災難片出現。各種末日電影紛紛出籠。這其實背後應該是有值得深究的社會學意義的。我以為，這就是在反映一種集體焦慮。集體焦慮投射出這些末日電影、影集。

我以為，中美貿易戰爭的爆發，其實背後可能也有美國方面的集體焦慮感在作祟。也所以，川普敗選也會激起許多人的不安。他們的不安本身就是那個促成中美貿易戰爭的集體焦慮狀態。我這麼說，絕不是在暗示說，中國大陸方面不存在集體焦慮的問題。中國大陸可能更長期而普遍存在著集體焦慮的問題。它也許部分成為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來源。但是，它也可能是中共戰狼外交的支撐心理；乃至是武統聲浪的背景因素。

話說，世界新冠疫情很可能是另外一個集體焦慮之源。而它又大幅增加了世人的集體焦慮。

新冠病毒如果是人為，它本身反映的是更前期的一種焦慮（發展病毒可能是準備戰爭，但是，這種準備戰爭的行為本身還是反映出集體焦慮心理）。

總之，人口壓力與集體焦慮的聯合，為戰爭爆發提供了足夠的動能。人的理性力量在這樣的氛圍之下顯得非常微弱。

歷史學者秦暉曾經提到：野蠻對於文明有天然的優勢。

如果他這句話能夠成立，我想，理由就在於有另外的力量足以淹沒主要支撐著文明的理性力量。而人口壓力、集體焦慮可能就是這種非屬於人類理性的力量。也或者，這些力量就好像引力可以扭曲空間那樣，讓所謂“理性”被重新定義。

好比說，發動戰爭的理由可能是：既然必有一戰，那麼，就應該在我方還可控制局面、佔有優勢的階段來進行。這種理由尤其在集體焦慮強烈的條件下，有可能成為合理。發動戰爭的理由也可能是基於民族主義的情感。民族主義的激發，主要是因為競爭、因為對立，而被激發了的民族主義情感卻又可能因為集體焦慮而更熱烈，也讓急性武統變成更合理的主張。

發動戰爭究竟是否合理，事前與事後很可能看法迥異。以當年納粹發動戰爭來說，開始的時候，很多德國人可能是贊成的。甚至有些其他國家的人也並不覺得有多麼不應該。當然，在納粹徹底敗亡以後，對當初是不是應該發動戰爭，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。

小布希發動二次波灣戰爭，在開戰之初，美國有七成的人持贊成態度。但是，估計此刻大概贊成者只有個位數。

問題是，對於未來的戰爭，還是可能會有相當多的人持贊成態度，為了各種不同的理由。譬如現在的中國大陸，大概有多數人贊成對台灣進行武統，而且輕蔑認為三兩下就可以搞定。（事實上，也許真好像三兩下就“搞定”了，只是後遺症卻遠遠超過他們想像。）

贊成戰爭或認為不得不發動戰爭，可以有許多理由。但是，背後可能還是隱藏著上述的集體焦慮。問題是，這部分影響機制未必會進入人們的思考範疇。因為它很可能是以潛意識的形式在起作用。集體焦慮可能是影響判斷標準，而人們很少會去檢視自己的判斷標準的移動。人們傾向把自己的判斷標準視為天經地義、放諸四海皆準；而且很難意識到它在悄悄挪移。就好比拿槍射靶，人們關注的是靶心究竟在什麼位置，而很少注意到槍支準星的定位。準星移位了，人們也可能壓根沒注意到。

我這裡要說的不是戰爭的合理性（我大概很難會認為發動戰爭具有合理性），而是戰爭的可能性。但是，某種主觀認定的合理性，則促使戰爭變得更可能。而且，主觀認定的合理性會只是極少數人的偏見嗎？恐怕也未必。集體焦慮可以改變這種狀態，讓更多的人改變他們對於合理與否的判斷。

重要的是，人們可能要在戰爭真的發生了，才憬悟到一個本來似乎不可能發生的“不合理”事件竟然就發生了。想想看，世界上許多的戰爭，從旁觀者的角度看，不但是沒有積極意義，還會帶來巨大的苦難。但是，戰爭卻還是一直在發生。這樣的悲劇歷史還會少嗎？人的理性能夠阻止這種悲劇發生嗎？事後看來，恐怕是不能。但是，事前呢？特別是當事人在事前是怎麼看的呢？

當事人在事前可能有兩種看法。一種是戰爭不會發生，因為發動戰爭不合理（不划算、不正義、不道德、不...）。另外一種卻是上面提到的：認為我方發動戰爭（或採取戰爭行動）是合理的或是不得不的。後面這種人可能暫時不太關注戰爭的可能性及其災難性，而是（狂熱）相信其正義性，特別是符合民族情感之類的意義。

總之，我的悲觀就在於，似乎戰爭並不會因為人們抽象地認為戰爭是非理性行動就不發生。就在部分人抽象認為戰爭非理性的同時，戰爭就可能發生了，甚至已經是進行式。

兩岸之間呢？會發生戰爭嗎？我仍然不樂觀。